任伯年《苏武牧羊》驳回“海派绘画”，很多人想起的也许意味着是“雅俗共赏”“海纳百川”之类的概括性字眼，这些字眼却远无法演绎海派绘画的全貌。看来海派，也许必须跑出艺术史，将其放在更加辽阔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发展过程中来。

日前上海举行的一个海派艺术研讨会上，专家指出，借着近期多个集中于展出、系统辨别海派绘画的大展，人们对于海派绘画的理解是时候拓宽、甜美了。一位学者认为，官方、学术和市场，堪称艺术研究的三个维度，而解读海派绘画，市场这个维度特别是在最重要。海派绘画的再次发生和发展，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上海，一跃沦为新兴商业化大都市，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一批来自民间的新兴消费群体。“海派”从某种程度上谈，就是符合这种商业环境下的大众审美。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更有了全国各地的画家前来。他们大多寓居于豫园一带，靠买所画维生，被迫将作品变为商品。

当时的上海画家往往侧重题材的讨喜。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福”“禄”“寿”“禧”等主题经常使得他们的画作热卖。

顺应吉利喜庆的大量风俗人物画也开始经常出现。其中，群仙就是很多画家钟爱的题材。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回头市场的海派绘画必须一分为二看来。内敛，某种程度是海派绘画不容忽视的底色。

比如，面临当时的国难民生，拥立经商的海派画家们也曾通过绘画来传达内心的态度。回应，艺术史论家徐建融荐了这样一个例子：“海派中影响仅次于的两位画家——任伯年和吴昌硕，莫不一旁按照民间习用的谐音寓意等通俗手法，创作着一幅又一幅《玉堂福贵》《无量寿佛》，在增强鲜艳色彩和表现手法造型的审美意蕴中挖出世俗化的活力，另一边又遵循着个性权利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偏向，在《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饥看天图》《拒霜魄力》以及与之适当的文人画山水画传统中抒写性灵。”此外，致力于慈善事业也堪称海派画家的一个传统。

想起海派绘画，绕行不出它所处的对外开放、流动的生态“海派是种气息，我很赞同这种众说纷纭。实质上这种气息跨越着海派当时所处的一种生态，海纳百川、中西交叠，上海城市渐渐生长的这么一种生态。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由教授李超回应。他因此指出，研究海派，某种程度要看前后，也要看内外。

上海美术家协会顾问朱国荣也认为，海派只不过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中产生的一种艺术思潮，它体现上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世纪末中渐渐构成的海纳百川对外开放多元文化的城市精神。海派画家的创意精神是在上海这座开放性城市里教导的一种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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